神京西望，一脈黛青的遠山迤邐在蒼穹之下，那是西山。清代詩人龔自珍對畫家戴熙說：“西山有時渺然隔云漢外，有時蒼然墮幾席前，不關風雨晴晦也！”它是一座關乎情感的山，一座詩意的山。

千百年來，稱頌西山的文字何止萬千，這里只能擷取一二。明代沈榜《宛署雜記》寫道：“西山，在（宛平）縣西三十里……每大雪初霽，千峰萬壑，積素凝華，若圖畫然，為京師八景之一，名曰西山霽雪。”

到了近現代白話文作家的筆下，故都北平的西山呈現另一番樣貌，感情色彩愈發濃烈。葉靈鳳在《北游漫筆》中這般描述：“（西山）高低掩映，峰脈環抱……實在是北京一切風景中的重心和根源。”郁達夫雖為“北漂”，情感熾熱的他筆觸盡顯細膩：“總要想起陶然亭的蘆花，釣魚臺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

老北京有句婦孺皆知的俗語，“妙峰山的娘娘——照遠不照近”，妙峰山曾是北京一帶民眾的信仰中心。但對“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來說，放下姿態“到民間去”，實地考察這一民俗現象，卻始自1925年。那年陰歷四月初八至初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顧頡剛等五人用三天時間調查妙峰山娘娘廟香會，后結集出版《妙峰山》一書，成為中國民俗調查的開山之作，妙峰山也由此獲得“中國民俗學發源地”的殊榮。

顧頡剛分析，那些佛道教廟宇之所以能承受香火，是因為它們的風景都特別好，符合進香者關于神靈的想象與視覺的美感。“北京的妙峰，確是京兆直隸一帶風景最好的地方，那里有高峻的山嶺，有茂密的杏花和松樹，有湍急的渾河和潺湲的泉水”，加之游山近水原本就是人生一大樂事，“春游更是一種適合人性的要求，這類的情興結合了宗教的信仰，就成了春天的進香”。

去妙峰山的進香路有四條：南道自三家店始，中道自大覺寺始，中北道自北安河始，北道自聶各莊始。而“近日之最稱繁盛者，莫如北安河。人煙輻輳，車馬喧闐，夜間燈火之繁，燦如列宿”（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顧頡剛一行，上山走的正是“最稱繁盛”的中北道。北方的四月，夭桃始華，新草初萌，妙峰山一帶人跡罕至的山道，變成熱情沸騰的中心。上山的香客互道“虔誠”，下山則要身上插花“帶福還家”。

顧頡剛這般描寫自己進到妙峰山“蓮花金頂”靈感宮的情景，他的狀態幾近迷狂，“那里耀眼的是汽油燈，摩肩的是人，迷眼的是香煙，撲鼻的是煙香，塞耳的是鐘磬鼓樂之聲，只覺自己迷迷糊糊的，不知到了什么世界里來了。在這一個世界里，是神秘得可愛，真摯得可愛，快樂得可愛，男女老少活潑得可愛”。顧頡剛有感于“智識階級”的暮氣沉重、精神衰頹，他從妙峰山的香客身上，找到了民族文化強壯的血液，讓民族文化保存著新鮮氣象。

京西古道的鄉愁

顧頡剛一行五人下山走的是南道，調查團成員莊嚴在《妙峰山進香日記》有詳實記載：

“下午一時，到三家店……遙望來路，重重疊疊，萬峰連綿，惟妙峰尚依稀可見。二時，吾與伏園、頡剛三人坐人力車，希白、元胎乘驢，向香山進行。過五里坨、磨石口、黃村，轉過翠微盧師諸山，八大處四平臺逐一望見，更東行，過香山口等處。六時，到香山。”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引述這條回程路線，是因為這條大道于北京西山關系重大，而從三家店到磨石口（今稱模式口），正是京西古道近京的一段。老舍在《駱駝祥子》中把磨石口設計成祥子逃出兵營的第一站，在這里他牽了三匹駱駝逃回北平，走的就是顧頡剛一行人同樣的路線。小說里寫：“磨石口是個好地方，往東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長辛店，或豐臺；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條出路……由這里一跑，他相信一步就能跑回海甸（即今海淀鎮）！”

也難怪老舍先生與京西古道這片區域有著不解之緣：方圓不大，卻藏著三處寶貝——法海寺、承恩寺、田義墓，個頂個是明代藝術精品，堪稱華夏文明的一個燦爛縮影。我們今天漫步這經由改造過的模式口歷史文化街區，甚至還能聆聽到悠遠駝鈴的不絕回響。也正是顧頡剛等人調查問訪的香客，和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行走的京西古道，使綿延千年的文化根脈和邈遠鄉愁有所附依。

戒壇敞 潭柘幽

民間早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之說。《潭柘山岫云寺志》作者神穆德將潭柘寺推為“神都境內無上古剎”。

潭柘寺和戒壇寺（也稱戒臺寺）中間只隔一道低矮的羅睺嶺，游山的人，從來都是一并游覽。1943年出版的一部筆記資料《花隨人圣庵摭憶》對兩座寺院有這樣的觀察：

“戒壇位山半，以殿宇勝，以松勝，潭柘則居釜底，以泉勝，以山門勝。予昔從戒壇往，絕羅睺嶺，群山童禿險惡，及岫云寺（潭柘寺），則曲邃森沉，眾木蔽虧，雜鳥猶飛，秋陰如冪，心神為頓豁。”

朱自清在1934年寫的《潭柘寺戒壇寺》里記載極為詳盡：

“戒壇在半山上，一進去就覺得平曠……與眾山屏蔽的潭柘氣象便不同……戒壇最勝處，眼界最寬，教人想起‘振衣千仞岡’的詩句。三株名松都在這里。‘臥龍松’與‘抱塔松’同是偃仆的姿勢，身軀奇偉，鱗甲蒼然，有飛動之意。‘九龍松’老干槎椏，如張牙舞爪一般。若在月光底下，森森然的松影當更有可看。此地最宜低回流連，不是匆匆一覽所可領略。潭柘以層折勝，戒壇以開朗勝，但潭柘似乎更幽靜些。”

騎驢游西山是彼時風尚，而朱自清似乎尤為喜歡，雖然騎驢技巧并不怎么樣。待到游潭柘寺、戒壇寺，朱自清“忽然逞起能來”，從門頭溝下車后要走著去，并沒有雇毛驢。怎奈走的路像是河床，腳底下老是絆來絆去，塵土里又飽含煤屑，讓人透不過氣來。此時湊巧從山上下來一頭驢，他趕緊雇過來當腳力。這一天風特別大，而他平常騎驢就不穩，以至于差點兒倒地而致“驢我同歸”。“想起從前人畫風雪騎驢圖，極是雅事；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驢背上照例該有些詩意，但是我，下有驢子，上有帽子眼鏡，都要照管；又有迎風下淚的毛病，常要掏手巾擦干。當其時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來才好。”如此景象，既寫實，又有調侃意味，讀之令人忍俊不禁。

潭柘寺、戒壇寺留下過眾多近代文人的足跡。略舉兩例。譚鑫培是京劇譚派的創立者，有“伶界大王”之稱。中年始信佛教，常年向戒壇寺布施，與戒壇寺方丈妙性和尚交誼甚厚。妙性把戒壇寺在栗園莊村的十余畝香火地贈予譚鑫培，做他身后的墓地。著名書畫家愛新覺羅·溥儒，初字仲衡，后改為心畬，別號西山逸士、羲皇上人等，與張大千并稱“南張北溥”，又與吳湖帆并稱“南吳北溥”。辛亥革命后，身為曾經的皇室成員和家人隱居戒壇寺，他曾回憶山居的十五年，“日日吟誦，自課四百余首，古風習漢魏六朝，近體則師唐人”。潭柘寺現存一幅溥儒的舌血畫，畫中的釋迦牟尼佛坐于蓮臺之上，是他用自己舌尖的血畫成，款題：“戊寅（1938年）冬十一月先妣忌日刺血敬繪溥儒稽首。”溥儒在西峰寺（曾是戒壇寺下院）留下了多處詩文石刻：“長空無片云，皎皎一輪月。銀色滿西山，千峰盡成雪。”“趺坐巖樹間，松下云來往。不聞人語喧，但聽鐘聲響。”在此山居期間，溥儒還撰修了《白帶山志》和《上方山志》，紀山川，述建置，載藝文，考碑碣，“俾后之人有所稽征，往跡舊聞不致湮沒”。

西山文脈綿長，那里的山峰、溝谷，大都歷經數代文人筆墨的長久浸潤。那些留存在書冊、崖壁上的詩文，至今仍在引領我們徜徉在詩意的山水之間。

丹青繪京華

楹聯中的京韻

山中臥佛何時起 寺里櫻桃此日紅

西山臥佛寺始建于唐貞觀年間（627-649年)，名兜率寺，清雍正皇帝賜名十方普覺寺。

明代的臥佛寺，始終并存有兩尊臥佛，一尊是原供于今三世佛殿內的檀香木臥佛，佛像臥于寶床上，丈六金身，為唐朝貞觀年間所造。另一尊是現在猶存的銅臥佛，為元代至治年間鑄造。這兩尊臥佛自元朝至治元年(1321年)到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四百多年里共存一寺，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奇觀。也正是從明代起，臥佛寺之名被叫開了。

清代，以詩、書、畫“三絕”聞名，被譽為“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曾四次進京，既考取功名，也廣交善友。尤為值得一說的是，他與北京西山的關系頗為密切，四次到京有三次來西山。據載，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21歲的鄭板橋首次來京，暫居于西郊甕山(今頤和園一帶)。彼時山前山后寺院較多，他便到多座古剎尋訪，與好友談禪論畫。他于乾隆元年（1736年）來京參加禮部會試，中進士，結識了臥佛寺高僧青崖和尚，并多次入山拜訪，詩詞唱和，寫下《寄青崖和尚》《訪青崖和尚，和壁間晴嵐學士虛亭侍讀原韻》《山中臥雪呈青崖老人》等詩作。其中，《寄青崖和尚》對西山臥佛寺的秀麗風光進行了生動描繪：

山中臥佛何時起，寺里櫻桃此日紅。

驟雨忽聽崖下水，泉聲都作晚來風。